9月中旬，一份以國務院名義頒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拉開瞭未來5年我國空氣質量保衛戰的序幕。

　　在我國環境保護創始人之一、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曲格平印象中，以國務院的名義出台治理大氣污染的行動計劃，在新中國環保史上應該說是第一次。他說，這足以看出中央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決心。畢竟，在老百姓樸素的認識裏，藍天白雲是安居樂業的重要條件。另外，具體到北京大氣治理，首要的問題是北京市委和政府的決心和組織的力度。不過，中央的決心和支持也是一個保障條件。

　　這位見證瞭我國環境保護40年發展曆程的老人提醒說，如果以1973年我國召開第一次全國環保大會爲起點，40年間，各級政府多次出台過與大氣治理相關的政策措施，但空氣污染卻一直是我國最突出的環境問題。新的一輪治理引而待發，有必要梳理以往治理中的得失，更有必要對新計劃的措施邊實施、邊評估、邊改進，確保早日實現藍天目标。

　　如今，83歲的曲格平幾乎辭掉瞭所有社會職務，卻從未停止對環境保護的關注。今年年初他還專門赴香港參加“中國環境保護40年”學術論壇，發出他對中國環保40年的一些思考。而當1/6的國土面積都遭遇灰霾天的侵襲時，他更願意打開記憶的大門，回顧以往大氣治理的經驗教訓，爲今天的治理提供借鑒。事實上，前兩年他也曾建言中央，要下決心支持北京解決大氣污染問題。而他的很多建議與國務院《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内容不謀而合。

　　大氣污染治理要有治本的組合拳

　　在曲格平40年的環保記憶中，我國關於大氣污染的治理從沒有停止過，甚至在國家領導人層面都有共識。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就多次向北京市的負責人提起大氣污染的問題。曲格平說，他記得，周恩來還曾經有過這樣的擔心，不要讓北京成爲倫敦那樣的“霧都”。而現在，倫敦摘掉瞭“霧都”帽子，北京則淪爲“霧都”。“作爲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的首都，北京的空氣質量現狀對國内外都難以交待，可以說這個問題抓晚瞭，應該早下決心治理。”曲格平說。曲格平說，他指的下決心是應該有一套涉及能源結構調整、産業結構優化，能治本的組合拳。

　　事實上，過去數10年間，我國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花的力氣也不小，改造鍋爐、推廣型煤、安裝消煙除塵設施、推行集中供熱、甚至還包括植樹造林等。曲格平記得，1987年夏天，我國曾以國務院環委會名義召開過一次全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會議，當時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镕基在作主旨報告時就指出，我國大氣污染的程度已經相當於世界發達國家上世紀五六年代污染最嚴重的時期。

　　朱镕基的報告甚至指出，一些城市，如呼和浩特、銅川、承德、重慶、本溪、錦州和石家莊的大氣中總懸浮顆粒物微粒和二氧化硫濃度已達到倫敦煙霧事件的起始值，如遇到不利於擴散的氣象條件，很有可能會發生重大污染事件。那次會議也提出瞭諸多的治理方案。可是随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膨脹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大氣污染的狀況的改善不僅有限，反而由過去單一的煤煙型污染，轉化爲煤煙疊加機動車等的複合型污染。

　　曲格平說，在過去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大氣污染的治理方案大多都是治标之策，很難提到能源結構和産業結構的層面。如今，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必要以經濟轉型作爲我們破解大氣污染難題的突破口，這是正確的選擇。國務院“行動計劃”說，京津冀地區，到2017年PM2.5的年均值要下降25%。實現這樣的目标光靠末端治理肯定不行，必須限制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産業，實現産業結構的優化。

　　近期，北京也公布瞭《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到2015年，全市煉油規模控制在1000萬噸以下，水泥生産規模控制在700萬噸以下。在曲格平看來，這種行動計劃實施後，如果大氣質量還是不達标，就要考慮把污染環境的工業項目停下來，或遷出北京。把北京辦成沒有污染工業的城市，要下這樣的決心。曲格平說，在污染城市密集的京津冀地區，要舍得暫時放棄一點GDP和财稅收入。北京現在有這個需要，也有條件做成沒有污染工業的城市，大力發展服務業、文化産業、旅遊産業，同樣能解決财稅、就業問題。

　　北京的《清潔空氣行動計劃》還提出，到2015年，全市燃煤總量控制在2000萬噸以下，天然氣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重達到20%。曲格平說，上世紀80年代，就有領導人提出要大量削減北京的用煤量，推行“以電代煤”，這在當時被看作是不切實際的笑談，畢竟煤炭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有70%以上的份額。而從今天的現實來看，用天然氣、電等來替代一部分煤炭能源，在京津冀等污染較重的地區是必要的。北京應成爲“禁煤城市”。

　　事實上，國務院此次出台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也提出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在曲格平看來，這對地方發展是個很大的挑戰，也可能倒逼地方的經濟轉型。在曲格平建議的治本組合方案中還包括，加大植樹造林的力度。就北京而言，針對有限的土地，應減少農業種植，擴大林業面積，走城市園林化之路。此外還要大力推行電動車，對常規汽車實行最嚴格的排放标準和管理辦法。

　　治理空氣污染要有嚴格時間表

　　9月18日，曲格平注意到這樣一條新聞，國務院多個部門聯合在北京召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會議，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東等六個省區市加快推進大氣污染綜合治理工作進行部署。整個會議最重頭的環節是，環保部代表國務院與這六個省區市人民政府簽訂瞭大氣污染防治目标責任書。曲格平說，讓環境部承擔起監督之責，就要賦予他們相應的權力，對完不成計劃或弄虛作假的，要有懲治措施。在曲格平看來，由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大氣污染治理進行考核，算是抓住瞭環境管理問題的關鍵。

　　他說，過去對地方政府一直是強調GDP政績，現在語調開始轉變瞭，淡化瞭GDP，還特别強調環境保護因素。但是，近幾年實施情況並非如此。具體考核幹部的時候，恐怕經濟增長仍在起決定性作用。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政府職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依法保護環境就難以開展。曲格平回憶說，從過去40年的治理曆程來看，我們確實花瞭不少力氣，可是對國家發布的經濟、城鄉、環境實行“同步發展”的方針卻擱置一旁，環保總是爲經濟讓路。曲格平說，這些年，他去過不少城市，處處都是林立的高樓大廈、寬敞的馬路、繁榮的街市，短短一二十年間面貌一新。但是，大氣環境卻每況愈下，有的城市甚至常年處在煙霧的迷漫之中。地方官員談起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總是眉飛色舞，但說到低下的環境質量卻無言以對。

　　曲格平認爲，這次如果真的對地方政府治理大氣污染的成績單進行嚴格考核，那麽或許還可以促進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從單純追求GDP轉向爲公衆提供合格的包括環境在内的公共産品。此次國務院出台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承諾，要用5年的時間，實現全國空氣質量要總體改善，重污染天氣較大幅度減少。在很多專家看來，這樣的改善力度需要超常規的污染減排行動，也需要採取超常的措施。許多西方國家，也是用瞭幾十年才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

　　曲格平說，他贊同這樣的超常規減排，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不能無限期拖下去。他曾向中央提出的建議中，就包括解決北京空氣污染要有時間表，要争取在10年内解決問題，並且把10年再分成幾個小階段。也聽到有人嫌10年時間太長，但曲格平說，如果北京真能用10年徹底解決空氣污染問題，那是值得稱道的大成就。曲格平擔心的是，有的地方政府對環境問題不是真重視，而是應付、拖沓，口号叫得很響，措施卻不得力，工作不落實，對實際問題下不瞭決心去真解決。

　　國務院的大氣污染治理方案勾畫出瞭2017年的治理目标。曲格平建議，應該對每一年的目标進行細化，並嚴格執行，每年向公衆公布治理進展，便於老百姓監督。要堅定不移地把國務院的行動計劃付諸實施。

　　雖然10大污染城市集中在京津冀地區，但曲格平建議，中央層面應該給予這一地區更多的支持。比如，對京津冀地區能源結構的調整，就需要中央層面通盤考慮，在天然氣供給方面給予傾斜；在一些政策方面也給以傾斜。北京是首都，把北京環境搞好，享受一些特殊政策是應該的，全國人民會支持。另外，鑒於京津冀地區間污染的相互疊加作用，中央有關部門也應該牽頭部署這一地區的聯防聯控。特别是經濟後發地區，如果爲空氣治理改善作出貢獻，那麽也應該由中央政府協調生态補償。需要一部“硬法”保駕護航

　　1993～2003年，曲格平還擔任過八屆、九屆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10年的時間内，他兩次力推修改《大氣污染防治法》。或許正是在國家環保局任局長的經曆使得曲格平意識到，當時的《大氣污染防治法》約束力過低，難以調動地方治理的積極性，所以當他轉到立法部門工作後，就希望有一部操作性強的法律。他回憶說，當1993年他到全國人大工作後，第一件事就是促成《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當時提出的修改目标有兩點，一是要變“軟法”爲“硬法”。如何硬起來呢，就是要規定城市大氣環境質量目标，並限期達到；二是要強化環保部門的職權，讓環保部門有權力約束污染行爲。

　　這份雄心勃勃的修法草案遭到瞭工業部門的強烈抵制，當時的國務院法制局彙集瞭21條來自各個部門的意見，幾乎都是反對草案中具有約束力的條款，比如，反對建設脫硫裝置，反對城市訂立空氣質量達标目标和達标期限。這一次修法雖有所進步，但進展甚微。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再一次當選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的曲格平又一次主張修訂《大氣污染防治》。可能算是一個“有利”的條件，那幾年間，沙塵暴頻繁襲擊我國，使得那部剛剛修訂過沒幾年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又被提到瞭修法計劃中。幸運的是，這一輪修法雖然沒有提雄心勃勃的條款，但一些具有約束力的内容被寫進去瞭，還曾被認爲是我國多部與環境相關的法律中最嚴格的一部。

　　對今天中國環境保護仍有重要意義的内容包括，比如，首次提出要對機動車進行排放标準管理，這使得我國的機動車必須達到排放标準才能進行銷售。有人評論說，這樣的規定使得我國的機車工業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迅速縮小。如今，10多年已經過去瞭，當初被認爲有諸多創新的《大氣污染防治》也逐漸顯現出它與現實脫節的地方。曲格平也一直在思考，這部大氣法律如何與時俱進。他對比過美國的《清潔空氣法》。美國《清潔空氣法》約60萬字，270個條款；而中國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僅8500字，66個條款，相比之下，我國的《大氣污染防治法》相對比較粗糙。

　　再有，相比較美國《清潔空氣法》，中國的《大氣污染防治法》缺乏剛性約束。美國法律規定，對違規排污者實行“按日計罰”，每天罰款2.5萬美元，或者對責任人處以5年以下的監禁；對因疏忽而向空氣排放有害氣體的，則處以100萬美元的罰款，或對責任人處以15年以下的監禁。而中國的法律規定，對違規排污者，處以1萬元至10萬元的罰款，而且是一次性的。對造成大氣污染事故的最高罰款也不過50萬元。

　　曲格平說，兩相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的法律過於仁慈，不足以震懾違法排污者。同時，也使得“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長期難以得到扭轉。在當前大氣污染的現實下，我們確有必要有一部“硬法”來爲環境治理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