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日前指出，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些重點流域、海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區域和城市大氣灰霾現象突出，農村環境污染加劇，重金屬、化學品、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顯現。本報嘗試通過财經視角解讀環保戰略，並邀請兩會代表、官員、學者共同預判未來一年的節能環保形勢。

　　哪些環境污染最“燒錢”？

　　《經濟參考報》：近年來環境事故頻發，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瞭很大影響。目前哪些領域的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失最大？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我國每年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包括兩類：一類是财産性損失，如企業的污水處理成本、農漁業的收成損失，包括部分生态損失。另一類是健康損失，這類損失計算起來更困難。水污染更側重於财産性損失，大氣污染更側重於健康損失。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銀行、原國家環保總局以及一些科研單位曾經分别做過研究。環境損失(财産性損失和健康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少則爲3%至4%，多則達到11%左右。這兩年沒進行過相關研究，但我估計，環境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可能達到5%至6%。2011年中國G D P爲47萬億多，據此折算，環境污染造成損失将達到2 .35萬億至2 .82萬億元，也就是超過2萬億元。

　　此外，突發性事件(環境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比如廣西镉污染發生後，在企業有能力賠付前，财政需要先行投入，用於應急監測、流域攔截、污染治理等。這些事故還會造成更長遠、間接的生态系統破壞。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教授：很多環境污染是不可逆轉的，也就是說，事後花多少錢都恢複不來。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曾做過相關研究，環境污染每制造1塊錢的利潤，卻要花60塊錢來治理，還要花15塊錢去看病。因此，制止環境污染的發生最省錢，污染後才想到治理最燒錢。

　　環保部幾年前曾經做過一次綠色G D P核算的試點，各省紛紛報名，但統計結果最終並未公布。國際通用的資源成本指标體系包括7項，我國隻採納瞭其中1項“污染治理成本”裏面的“大氣、污染、水污染”這很小的一部分，就把G DP拉下來一大塊，至少降低一半。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飛達集團董事長朱國平：我認爲，電鍍污染造成的損失很嚴重。蘇南遍布生産蓄電池、手機和電腦外殼的中小鄉鎮企業，排放的硫酸和重金屬會滲透到河水和地底下。建議國家採取嚴厲措施，加強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家庭企業的排污管理；建議推動企業與政府的污水管道對接，使污水集中進入處理站。

　　哪些環保領域最“缺錢”？

　　《經濟參考報》：目前哪些領域的環保投入最需要加大投資，尤其是财政投資？

　　王玉慶：環保投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财政投入，一類是社會投入(以企業爲主)。最迫切需要财政投入的是水污染防治，其中主要是公共污水處理廠(含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園區工業污水處理等)的建設，包括管網建設在内，要確保污水處理廠達到設計能力，確保達标排放；下一步改造升級以達到脫磷脫氮的要求，這需要增加投資，還有城市的垃圾處理廠，發展垃圾焚燒成本也是比較高的。這些方面預計每年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上千億。

　　雖然當前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80%以上，但縣、鎮(含)及以下的污水處理還不在統計範圍内，其管網配套還沒有完全跟上，很多地方還是空白。

　　在重金屬處理方面，對於一些企業搬遷、改制、轉産、倒閉遺留的重金屬土壤污染問題，如雲南陸良的鉻渣污染，如果污染土地重新開發需要治理，财政要予以扶持。至於大氣污染防治領域，财政應該在能源結構調整方面下更大決心。

　　此外，環保部門能力建設方面迫切需要增加财政投入。首先是監測能力。其次是環境突發事故應急處理能力，需要交通、通訊、現場監測和其他一些手段。再次還有人員培訓。最後是風險預警方面的基礎研究、規劃設計、政策調研等。

　　呂忠梅：财政補貼很有必要，但光靠政府擴大财政支出去搞環境治理，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把環境作爲公共産品去投錢，會造成企業和老百姓搭便車，最終“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百姓受害”。政府應該構建公平的市場競争機制，通過排污收費和未來征收的環保稅，實現企業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避免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情況發生。

　　此外，政府應該加大環境基準研究方面的投入。我們要搞清楚中國目前的環境容量有多大，最多能接納多少污染物？“限期治理”的“及格線”定在哪裏？地方環保部門在轄區内怎樣監管才算“執行到位”？

　　“十二五”要“賺快錢”還是“賺慢錢”？

　　《經濟參考報》：此前多位專家向本報表示，随著今年“工業穩增長”被放在突出位置，工業節能形勢将更加嚴峻。“保出口”的外貿政策也不利於對“兩高一資”産品取消出口關稅。那麽如何評估今年乃至整個“十二五”的節能減排形勢？

　　王玉慶：實際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将G D P同比增速目标從往年的8%左右調低到7.5%，透露出一個信号———“穩增長”不一定就要“穩住8%甚至10%的增長”，從而爲民生投入、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留下一定空間。不要把“保出口”“增就業”與節能減排對立起來。相反，環保投入既有社會效益，又能通過環保産業發展形成經濟效益，近幾年環保産業每年同比增長15%以上，高於GDP增速。不過，今年要全面完成節能減排指标，難度相當大。

　　在節能方面，結構調整力度如果不夠，高耗能行業如果高位運行，第三産業占比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目标，光靠關停一些小項目，節能目标将很難完成。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房地産、交通運輸等基建項目對鋼鐵、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還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财政和政績因素影響，各省都在上工業項目，産業集中度不夠高，落後産能淘汰力度不夠大，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能耗較高、治污較難。

　　在環保尤其是氮氧化物減排目标方面，去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很多環保工程的設計研究和建設運營需要一定時間，要到後三年才能顯現效果。比如煤電脫硝，既有成本難題，又有技術難題。近幾年汽車銷量大增，石油消耗較快，今年的環保形勢仍不樂觀，重點是打好基礎、政策到位，明年環保形勢才有望改善。

　　《經濟參考報》：有的污染企業會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賺瞭錢；我們搞環保要投入很大的資金，成本都轉嫁到産品裏，在市場上就沒有競争力瞭。您怎麽看待這一問題？

　　朱國平：中國企業過去靠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和極低的勞動力成本，創造微薄的利潤。這個時代即将結束。“十一五”期間，國家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非常及時。

　　如果産值和環境隻能“二選一”，我們會首先選擇環境。飛達集團每年用在污水處理、煙塵處理、環境美化等方面的環保投入，占到集團總投入的5%，基本改變瞭“髒亂差”的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

　　現在結構性招工難，員工對工作挑挑揀揀。隻有企業環境好瞭，員工健康幸福瞭，企業才能養得瞭員工，招得瞭員工，成爲“百年老店”。實際上，随著國家環保标準和監管越來越嚴，環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